城南访古录
旧时，兰溪人称上华一带为“南门外”，文献中则多称“南乡”。改革开放后，在城市“一城三片”格局中，这里自然成了“城南”。
金衢盆地地貌，东南西高而北低，兰溪处在盆地北缘，婺江从东南、衢江从西南“皆数百里奔流赴壑”，至上华马公嘴，“会合其间，汇为巨浸”。巨流将金华山西麓余脉“撕”成两半——东边是大云山、西边是横山，然后一路向北奔流而去，消逝于千山万壑之中，形成钱塘江上游南主干——兰江。这也造就了兰溪城市的独特风貌：三江汇合处正是城市核心区；大云山与横山隔江对峙，构成天然屏障；兰江中一江三岛点缀其间，蔚成奇观。近两万平方公里的金衢盆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水流从此经过，由钱塘江归入大海。所以，兰溪自古就有“要冲之地、繁剧之邦”美誉，而“要冲”之南，婺、衢两江交汇形成的中间地带，就是上华。
有感于上华地理位置的特殊，有一期，我更多地关注了这一带的历史地理变迁和人文掌故，感觉不少内容蛮有趣甚至挺醒脑的。于是，将所见所闻所阅所思连缀成文，并一吐为快。
旧时多灾患 今朝成热土
——城南访古之四
感觉用“要冲之地、繁剧之邦”来形容上华，似更具象化。这一带历史上最大的隐患，是水灾与兵燹的侵扰。
由于两江夹拥、地势低洼，域内常遭洪涝浸淹，河流经常改道，致使一些村庄乃至城镇在历史上消失，赤山古城的消失就是一个典型。另一个典型事例就是明成化年间那场大水，把同姓同宗且连在一起的上沈、下沈两个村中的下沈村冲毁了，村庄由此消失，所在地成婺江主河道。如今处在婺江西岸的上华沈村（杭金衢高速兰溪互通口附近），是冲散后下沈村民的重新集合，本来“黏”在一起的两个村只能隔河相望。据初步统计，境内有20座左右村庄消失，它们多数因洪涝灾害，少量因兵燹蹂躏，也有因“犯事”而招致“满门抄斩”乃至被灭族，村庄由此成人所共惧的“凶宅”并最终荒废的情况，一些区块长期处于荒芜状态。
同时，改变也孕育生机，一些新的村庄和地名悄然出现，甚至重名者也有之；有些地名背后隐藏着动人故事；从地名成因及变化中也能窥见地域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的演变。很多村名与“滩”“塘”关联，如马公滩、雅滩、路塘、石港塘等。这些村名，多数通俗，也有风趣风雅的。“马公滩”乍闻似乎因历史上有过“马公”而名，实际上与“马公”半点关系都没有，是从“马弓”演化而来的，相传清代有余、刘两位武举人，将此作驯马射箭场，久之得此名。有意思的是，“马公滩”在三十年代初被拓展为军用机场，抗战中虽未派上大用，却也算是个战略小支点。“雅滩”则因村边小溪叫雅水、村庄建在荒滩上而得名。这里还有两个都叫“溪沿”的自然村，一个在婺江边，一个在衢江边，传说闹过不少笑话，外地过来找错地方的大有人在，好在两地相距不远，容易补救弥合。“两江”多次“晃动”，从总体变动格局看，衢江东移幅度较大，特别是隔岸的伍家屿与域内瓦灶头一线；婺江这边似乎也受“挤压”往东移，现在的位置，已经快到金华山脚了。
此外，上华因处在兰溪与金华两个城市的近郊和联系最紧密地带，既有广阔腹地可以展开，又有纵横交错的水网河流阻隔，历史上经常成为攻防双方军事比拼的重要战场，遭受兵燹危害尤其严重。据光绪《兰溪县志》记载，现集镇马达之名系因“马踏”谐音而来。传说当年朱元璋进攻婺州时，在此屯兵，周边居民日夜听闻马蹄之声，“踏”声惊心，记忆深刻，于是，“马踏”之名传开，久而久之，原来的名称“万坛”被取代，而“马踏”也逐渐演化为“马达”。另一种说法是朱元璋打婺州时在此安营扎寨，取胜后为感谢百姓支持，将所有营帐、建筑及其他余留物品赠送当地百姓，百姓感念此事，改“万坛”为“马踏”，最终演化为“马达”。两种不同版本，带来的影响完全不一样，可知舆论宣传的作用。明末清军攻打金华，败军途经上华，一路烧杀抢掠，伤及大量无辜。晚清太平天国后期，金华成南方太平军指挥中心，这一带也常常成为两军对垒的重要区域，至今还有名叫“上、下营盘”的两个村，因太平军屯兵而得名。无论是太平军还是清兵，危害都很大，有两个事例能说明：马鞍徐原系文化积淀深厚村庄，古建筑林立、村庄如画廊，却被太平军毁灭几乎殆尽；清兵张玉良部，在金华被太平军打败后，沿兰溪溃逃，滥杀无辜。中吴村民叶十三为保护村民安全撤离，只身阻击嗜杀清兵，力竭而死，村民专门建庙纪念。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国民党镇压和围剿我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暴动，直接导致“万坛区”改为“从善区”。乍看仅称谓之改，实质上满含着官府对民众的训诫与防范。
历朝官府和民众在与大自然的适应与抗争中也展开了对水患的防范与治理。最早的记载是东汉卢文台将军治理白沙溪，建成“白沙三十六堰”，主体虽在上游婺城一带，也惠及域内。然而，古时毕竟生产力水平低下，大江大河、大范围大力度改造不具备条件，更不要说系统性治理了。所以，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漫长历史中，江河沿岸及周边村庄基本处于不设防状态，河水漫漶是家常便饭。民众主动适应这种状况，在与洪涝灾害的抗争中，展现出不屈不挠、顽强拼搏的斗争精神。
新中国成立后，兵燹之祸已然根除，洪涝灾害却迟迟未能根治。1955年，钱塘江流域遭遇史所罕见的特大洪灾，上华无疑是重灾区。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随着新安江、富春江大坝相继建成，钱塘江流域水生态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特别是富春江大坝建成后，兰江成为富春江库区，而库尾巴就在三江口及向婺、衢两江延伸的水域。婺、衢两江上华段常年蓄水，每遇特大洪灾，上“泄”下“顶”，灾情尤显严重。改革开放后，省市县合力对钱塘江流域展开系统治理，使流域防洪抗洪能力极大提升。但因初期工程建设标准偏低，一些区域难以形成闭合，抵挡不住特大洪灾侵袭。这也是上华区域虽有明显地理优势，但系统的城市开发建设起步较迟的重要原因。
水多也孕育出“鱼米之乡”，农副业一直是这里的强项和优势。而且处于城市近郊，又有大面积的黄土丘陵和滩涂荒地，这里成为农业科研单位和良种培育重要的实践基地。黄土丘陵开发催生出上华茶场，市级林场、苗圃、良种场、农干校等单位落户此地，成为一道风景线，茶场也成为兰湖风景区的背景和底色。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到后来的人民公社，再到改革开放初期，这里的农业和副业生产一直走在兰溪前列。应卸根、黄贤德们搞互助合作社催生出来的上华养猪经验，得到毛主席的高度重视和长文批示，向全国推广。于是，上华养猪经验声名鹊起，各个时期、各级领导前来指导经常不断，各地学习参观络绎不绝，各种荣誉纷至沓来，以“上华”命名区、乡也成必然。应卸根受到毛主席亲自接见，还当上了党的“九大”代表。上华和养猪带头人应卸根足足“红”了三十多年，其影响延续至今。回看当年，应卸根、黄贤德等老一辈农民在新中国成立初探索出的“猪多、肥多、粮多”模式，现在看上去似乎没什么，在解放初物质基础薄弱、技术落后、生产力水平很低、百废待兴的条件下，是最先进、最科学，同时也是最实惠、可复制推广的农业生产和家庭副业，以及为国家赚取外汇的“多赢”发展模式。上华和应卸根、黄贤德们踩到了时代发展的“彩蛋”，为兰溪赢得了荣誉。
其实，上华的水产和家禽家畜养殖业一直发达，不仅有“猪多、肥多、粮多”，还有“水多、鱼多”，更有后来的“鸭多、蛋多”。这里似乎活用了范蠡的《养鱼经》、应卸根们的“养猪经”。改革开放后发展起来的科学生态养鱼、养珍珠蚌，养鸭、养蜂，包括后来紫岩村瘦肉型“供港中猪”为国家赚取外汇，带动一方农民勤劳致富，成为远近闻名的先进发展模式之一。这里的荸荠、甘蔗种植名气也很大，尤其荸荠，细嫩脆甜，是远近闻名的地方特产。另外，乡镇工业发展的影响虽没有农业那么大，但也扎扎实实，尤其后期因高新技术产业园的导入而快速发展。
进入新时期以来，一方面，随着国家、省、市对江河治理的高度重视，三江治理层级更加提升，尤其数字化、智能化的运用，使区域防洪抗洪能力极大提高，洪涝灾害大的威胁已基本消除。另一方面，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全省创新驱动、共富引领，金华高质量赶超发展提能级开新局，兰溪“新时代典型工业城市”战略目标要求的驱动下，上华作为“金兰创新城”核心区，在兰溪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随着兰湖度假区、浙师大行知学院、高新技术产业园、姚家水利枢纽、镁合金研究院及其产业园等的形成和注入，这里已成为兰溪发展新的增长极，一块崭新的发展热土已然出现。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大的发展，一个蓬勃发展、焕然一新的上华正呼之欲出。
写在后面的话
尽管上世纪八十年代就知道上华“老虎头”有商周文化遗迹，那时心里想着仅此而已，不会有更多吸引人的地方了，所以也就没怎么关注。后来因为工作关系，对此地的人文地理了解多了起来，慢慢知道原来还有过赤山港、古城山、赤山古城的传说，有过姑蔑国的影响，有过范蠡西施隐居上谢的动人故事，才感觉到这块历史上常遭水淹的区域，被浸泡的还有她辉煌的历史与人文。前几年，听说在“老虎头”不远处又挖出了9000年前的坛坛罐罐，并且可以纳入“上山文化圈”，已经被省文物部门命名为“上山文化遗址群”之一，感觉又提振了很多。原来那神秘的“上山文化”我们这里也可以有，于是决定更仔细地去看看。这一看可不得了，停歇不下来了，于是决心写一写，留点东西。
五年前，曾学习过习近平总书记在他亲自召集的关于“十四五”规划的几个座谈会和考察活动时的讲话，其中有一段话印象尤其深刻：“要深入研究中华文明、中华文化的起源和特质，形成较为完整的中国文化基因的理念体系。”
感觉这段话大醒我脑，因为此时我正在看上华历史文化的一些资料。我渐渐觉得，小小上华，有着两条颇为清晰的文脉：一条是从远古的“皂洞口上山文化遗址群”走来，到上古的“老虎头商周文化”，到中古的“皂洞口三国墓葬群”、“赤山古城”、“宋、元、明”窑址，再到近古的清代及民国时期的陶窑和瓦窑，以及依附于其中的文脉，再到现在的马达，甚至还有“上华养猪经验”显示的艰苦创业和实践创新文化。这是一条相对清晰的文化演进脉络图，这条线路几乎没有走出皂洞口村和马达那一小小区域（上华也是马达集镇的重要组成单位），可知这一区域非常特别，文化文明的“草蛇灰线”源远流长且非常清晰，而它与江河文明是分不开的。另一条是姑蔑国和吴越文化（可能还有楚文化）对本地文化的深远影响。商代晚期到西周、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相互征战和姑蔑国南迁，实质上是北方中原文明与东南文明相互碰撞和融合的过程。过去一直把东南视作“夷蛮”之地，现在看来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东南的上山文化、河姆渡文化、良褚文化，从时间点上来说，并不比中原迟，只是因为山水阻隔相对封闭，交流不够，加上未能得到中原王朝的认可，所以不被外人知。当然，中原诸国的南迁和诸侯争霸客观上加速了文化交流，也加快了南方的进步。
剖析上华文化基因，能够隐约感受些许内在逻辑。上华，或可作为研究中华文化与中华文明演进的一个小小标本。
刘成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