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氏家庙的精神内核

女埠下街，矗立着一座灰白色建筑——王氏家庙。

家庙不大，光线也偏昏暗。印象中，里面有个古戏台，天井里种着两株桂花：一株金桂、一株银桂。两棵树虽逾百年，但枝干遒劲，根深叶茂。中厅挂着几块匾额，左书“岁进士”，右题“拔贡”。正中的匾额较大，写着“三槐堂”三个大字。

下街村世居王姓，始迁祖王凤林，元代时由兰溪长连迁至女埠下街平川。

在中国历史上，王姓属于望族之列。唐代文学家刘禹锡在《乌衣巷》中写道：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乌衣巷”就在南京夫子庙秦淮河地带，“王谢”指的是东晋时期两个显赫的家族——王导家族和谢安家族。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百家姓中，王姓原排名第八，现如今已位居百家姓榜首，成为中国第一大姓。

近来读《古文观止》，读到苏轼的《三槐堂铭》一文，忽然联想起女埠古街上那个其貌不扬的王氏家庙——里面也悬挂着“三槐堂”几个大字。于是，查阅了《三槐堂铭》的写作背景，翻看了“王氏家庙”的历史，以及女埠下街《平川王氏宗谱》等资料，才开始对这个其貌不扬的家庙崇敬起来。

古街上的王氏家庙，建于清嘉庆十年（1805年），咸丰辛酉毁于兵燹，光绪十一年（1885年）、二十八年（1902年）两次重修。祠名由乡贤徐鲁源题写。民国时期曾设蒙馆、公立学堂。建国后，用以国家粮仓。这大抵是中国传统家庙不谋而合的命运和变迁。

历史就是这么巧合，王氏家庙里的“三槐堂”居然和苏轼铭文里的“三槐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三槐世泽远，两晋家声长。”王氏分支庞大复杂，大致可分为太原王氏、琅琊王氏、三槐王氏、开闽王氏和京兆王氏五大核心体系。三槐堂，即三槐王氏的堂号，是琅琊王氏的衍派。三槐王氏是当今王氏中最大的支派，女埠下街王氏就属于三槐王氏一支。

三槐堂因何而来？苏轼为什么要写《三槐堂铭》？

原来，王氏先祖王祐是北宋大名府县人，出身书香门第、官宦之家。王祐官拜兵部侍郎，文武忠孝，仗义执言，不攀附权贵，虽“天下望以为相”，却遭人忌惮排挤，不容于时。

晚年，王祐将“治国、平天下”的愿望寄托在子孙后代身上，他相信王家后代必出公相，于是手植三棵槐树于庭。他说：“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意思是说：“今天我植三棵槐树明志，我们的后代子孙，一定有位列三公的！”

《周礼·秋官·朝士》中有“面三槐，三公位焉”的记载。王祐植三槐，是借用三槐喻三公。所谓三公，西汉时以丞相（大司徒）、太尉（大司马）、御史大夫（大司空）合称，是臣子的最高职衔。后来，王祐的儿子王旦果然做了宰相。王祐的孙子王素，宋仁宗时也官至工部尚书。后来，王素亦在宗祠院内植槐树三株，并将王氏宗祠命名为“三槐堂”。三槐王氏的称谓至此渐闻于世。

王祐后代忠恕仁厚，德行兼备，居庙堂之高者众。苏轼在《三槐堂铭》里赞曰：天将复兴王氏也欤！何其子孙之多贤也？

王祐后裔里有个玄孙叫王巩，笃学力文，工诗善画，是苏轼的学生。为了传承家风，勉励王氏后人，王巩翻修“三槐堂”。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在湖州上任。王巩特意跑到湖州，请苏轼为自家“三槐堂”题写铭文。苏轼便应邀作《三槐堂铭》。此文后被编入《古文观止》一书，从此，三槐王氏名扬天下。

苏轼的《三槐堂铭》，以王祐手植三槐的故事，交代了“三槐堂”的由来，赞颂了王祐子孙后代多有仁德贤能的事实，提出“仁者必有后”的观点，肯定了天有道、善恶有因果报应的思想，并对当时社会里不顾德行、一味谋取利益的小人进行了深刻批判，提出了“不有君子，其何能国”的责问，既是对三槐王氏安邦兴国的褒赞，也体现了苏轼忧国忧民的情怀。

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北宋之后，三槐王氏后裔随宋室南迁，以后布迁全国各地。三槐堂不仅成了王祐一支的堂号，而且成为整个王氏大家族中很重要的一个分支。凡是繁衍发展旺盛之地，大多建有“三槐堂”，以示与槐俱萌、不忘三槐遗风。

悠悠千百年，沧海成桑田。三槐王氏秉持先祖忠恕仁厚的精神，济世安民，代有英彦，繁衍生息、绵延不绝。

女埠王氏家庙里，挂满了历朝历代三槐王氏先贤及现当代王氏名人。

离开王氏家庙，看到大门上写着一副对联：兰亭一集家声远，槐树三株世泽长。

正午的阳光从天井里朗照下来，两株硕大的丹桂熠熠闪光。此时此景，不禁想起了苏轼的《三槐堂铭》：

王城之东，晋公所庐；郁郁三槐，惟德之符。呜呼休哉！

兰江渔火对愁眠